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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的狂飚时代
 网友评论  [进入论坛]  时间:2007-01-15  作者:  来源:焦点房地产网

    2006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的维克托·马莱(Victor Mallet)钻进了中国广州的老城区里。这里是内陆地区移民的聚居区,巷子里的简易房屋摇摇欲坠,打工者们在12小时的辛劳工作之后,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中。

  据联合国(UN)预测,2007年的某一时刻,全球67亿人口中的城市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个历史转折点耐人寻味。维克托·马莱说:“我去广州的这个城区,就是希望有人能够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人类终于要离开乡村?”

  “村里找不到工作,”张丁楠在她租住的简陋水泥屋里说,她解释了自己7年前为什么从湖南乡下来到广州的原因。张本人35岁,干着3份兼职,给住在广州的外国人做家务。

  张所在的湖南村子已有40人来到这个城市,张丁楠的丈夫做保安,她17岁的女儿刚到广州,在一家酒店做服务员。对张丁楠来说,离开乡村的原因就是广州有钱赚,否则他们就会生活在破产的边缘。

  维克托·马莱还钻进了印度钦奈(原名马德拉斯)中心地区的Greams Road贫民窟,34岁的家庭主妇科马西(Komathi)接受了他的访问。印度比中国更为贫穷,而且迄今为止城市化进程也落后于中国,但其城市“古今融合”的风格类似于中国。除了肤色和语言的差异,科马西是张丁楠故事的21世纪印度版。

  维克托·马莱在他的文章《“跛脚”的亚洲城市化》中说,张丁楠也在叙述着一个恢宏的故事:为何全球有数亿像她这样的人,从乡村迁移到城市。她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迁徙中的一分子。

  一场全球性的城市化大潮如同海啸一样涌来,中国执其牛耳。当人们谈论21世纪的城市化进程时,广州和深圳往往被作为典型的例子,这样的故事被翻版到中国所有的城市。

  2006年3月14日,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总体规划,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纸上造城运动

  张丁楠的命运,至少她女儿的命运或许会随着2006年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规划”而改变。

  “十一五”规划的第二十一章让张丁楠们看到了希望,“对在城市已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进城务工人员,要创造条件使之逐步转为城市居民,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

  也就是说如果张丁楠们有了稳定的职业、住所,就可以成为城市居民,至少他们可以举全家之力给女儿买一套小房子,尽管广州房价飙升,但这是他们进城的惟一可能。

  “十一五”规划被一层层地分解为各个省市县和行业的发展规划,在全国的战略上,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个城市群被确定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三驾马车”。张丁楠所在的广州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核心。

  在中国,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进入了外城拓展阶段。至少有超过10座以上的城市确定了发展百万人口新城的规划,北京的顺义和通州、上海的滨海新城和嘉定、广州的珠江新城、成都的北部新城、重庆的西永茶园、沈阳的沈北新区,而郑州的郑东新区发展目标则为150万人口。但目前这些区域人口多则二三十万,少则几万,多数还是一片农田。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委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的“21世纪城市规划、发展与管理”项目的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中国将会有125座百万人口城市,超过全球百万人口城市的三分之一。

  宏伟的城市建设规划来源于数以亿计的需要城市化的人口,过去22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从20%提高到40%,而国内专家们乐观地预测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也就是说有3亿~5亿的人口将告别乡村,进入城市。这也足以说明今天中国的房价为什么会节节攀升、居高不下,巨大人口的居住需求被专家们解释为“刚性需求”。

  住宅的供不应求加剧了房价上涨,在建设部等九部委的要求下,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在2006年9月底公布了未来5年的住宅发展规划,预计北京年供应量为2600万平方米,上海为2000万平方米,广州五年总供应量为5350万平方米。

  即便如此,对于中国1.2亿像张丁楠这样的农民工来说,房价依然遥不可及,他们全家每月不足3000元的收入,永远不可能买得起节节窜高的商品房。

    数量巨大涌进城市的人口造就了中国城市化的想象空间,但低收入的半城市化人口和节节窜高的房价,让他们感到绝望,这是中国城市化宏伟图景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但是“十一五”的最后一个规划还在襁褓之中。2006年9月6日,国务院第149次常务会议决定暂缓批准《2006-2010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简称《全国规划》),要求国土资源部重新编制。

  国土资源部9月呈报的土地利用规划里的主要指标是,在2010年保证18亿亩的耕地面积,也就是说每年要减少280万亩,而国务院则要求把18亿亩耕地保有量死守到2020年。

  2006年10月,国土资源部在全国进行大范围调研,重新启动《全国规划》的编制。2005年末,全国土地保有量约18.3亿亩,如果到2020年保有18亿亩耕地,未来15 年全国的用地指标只有3000万亩。

  这个指标包括了工业用地、基础设施和住宅用地等,对于各地宏伟的城市规划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空间开拓:上天入地

  作为解决土地紧张的一个途径,高层空间和地下空间成为城市拓展的新方向,不能出城(占用耕地),那就“上天入地”。2006年,中国建设世界第一高楼、亚洲第一高楼和中国第一高楼的报道充斥媒体。

  高492米的上海秀仕环球金融大厦将于2008年竣工,成为世界第一高楼,而毗邻的南京市则称要建设108层、高518米的“金陵福光”大厦。广州也开始着手招标超过430米的珠江新城双子塔。

  另外,高320.4米的重庆第一高楼重庆万豪国际金融中心,高336米的武汉第一高楼民生银行大楼也在2006年完成主体动工。高楼热席卷整个中国。

  2006年11月18日~19日,国际地下空间学术大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来自世界1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节约型城市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主题展开了学术讨论。

  在此前后,上海、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对地下空间开始了大规模的有序开发,上海市宣布了1600万平方米地下空间的开发计划,以地铁和地下公路为主干,主要的商务区为核心的地下城市将逐渐形成。

  北京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也已被纳入“北京中心城控制详规”。北京市的地下空间面积将以每年300万平方米的速度递增,到2020年,北京地下空间面积将达9000万平方米。

  而苏州、杭州、无锡、常州等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地下空间开发也正在规划中,2006年是中国地下空间大规模利用的里程碑,中国的大城市已经进入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高速发展期。

  公交优先时代的到来

  从2006年11月开始,一系列关于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会议在全国召开,建设部领导对各地不承担公共财政对公共交通的义务、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对自行车道抢占等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

  2006年12月1日,建设部、发改委、财政部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一系列关于公共交通的措施开始落实,一场关于公共交通问题的讨论也由此展开。

  这一次,社会舆论和官方取得了一致。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发达国家就大都提出了大力发展公交优先的战略,这是世界上所有大城市的共同选择,尤其是人口密度高、用地规模大的城市。东京、伦敦、纽约等也都选择将公共交通作为城市客运系统的主体。

  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提出,公共交通是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增长的基本要素,城市必须规划并维护好公交系统,并且城市化的要求与能源的衰竭相平衡,将来城市交通的政策,显然应使私人小汽车从属于公共交通系统的发展。

  迫于交通拥堵的压力,北京市在2006年年底宣布了新的公交改革政策,公交票价降低到了0.4元,学生票价降低到0.2元,同时承诺提高车辆质量。

  与此同时北京市宣布到2010年轨道交通路线将达到270公里以上,部分主要线路将在2008年奥运会前投入使用,大量轨道交通设施都在建设之中。

  上海是轨道交通的先行者,2006年已经建成轨道交通线路5条,总里程125公里,预计2012年将建成总里程389公里的轨道交通线路。

  对于张丁楠们来说,这些显然过于遥远,但广州宣布在2010年建设205公里的轨道交通线路的决定,张丁楠如果想和她的乡亲们相互走动走动,就会省下很多钱。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要显现在个体身上,2006年,所有规划、计划都在开始描绘蓝图,所有宏伟的规划都在等待历史、张丁楠以及所有微不足道的人们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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