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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规划与建设中应时变异的“流感病毒”
 网友评论  [进入论坛]  时间:2007-09-19  作者:金经元  来源:城市规划网
【导读】有些城市的决策者也把目光局限在“获得利润”上。他们认为自己“首先遇到的难题往往是缺钱”、“城市本身也是国有资产”、“走经营城市之路城市建设就有 ‘摇钱树’”。

    尽管每年都在研制流感疫苗,然而,流感病毒的变异总使流感防治专家们防不胜防。也许,目前还需大力提倡强身健体,提高群众自身的免疫力。

    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流感病毒”往往更具特色。旧的“病毒”未消除,新的“病毒”又蔓延。在生态文明、现代化和与时俱进等概念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今天,国际性大都市风、CBD风、国际招标风、高楼大厦风、大广场风、洋草坪风、大树移植风、圈地售地风、住房占绿风等等依然强劲,又见脱离群众的大型豪华行政中心风和毁基本农田建“森林”、“湿地”、“山丘”风正在蔓延。而且,那些倡导者同样打着生态文明、现代化和与时俱进的招牌,“穿新鞋,走老路”,招摇撞骗,为一些赶时髦、谋私利的人壮胆,使歪风越刮越大,全国盛行。

    地扼湖广要冲的某省辖市,划定大片开发区,招商未成,却建设了宏伟的行政大厦、豪华的会务中心和住宅区等配套设施;在会务中心的一次会后讨论中,有人谈到当地资金不足,群众居住环境难以改善。面对如此豪华的会场和陈设,我似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某个位于“江南鱼米之乡”的县级市,建设了新政府大厦,先来巡视的一位领导认为规模太大,而后来巡视的另一位领导却认为有气派,于是地方官便心安理得,以此作“护身符”。杭嘉湖地区一县级市,在市区边缘兴建的大型行政中心与道路之间,开挖了一段“护城河”式的水渠,设计单位认为这样做太脱离群众,行政当局仍我行我素……总之,脱离群众的大型行政中心风正在全国盛行!未富先豪,真所谓“政府一幢楼、百姓一座山”啊!

    地处河口冲积扇的某特大城市,以生态的名义,毁稻田建森林公园,据说他们那里的土质不宜种水稻,米质不好,没有人要;他们还拟在市区的淤泥层上构筑高程达150 米的人造山丘,且不容专家质疑。老大带头,小弟跟风。于是,附近其它城市也在本不该退耕还林的“鱼米之乡”,刮起了毁稻田,建“森林”、“湿地”的歪风。有人竟敢说:“现在中国粮食有的是,多得吃不完!”对于农民如何安置,回答是:“老人一个月给200元就行了。”青年人呢?“早就出去打工了。”

    那些目光短浅、只顾个人升官发财的官僚,大概根本就没有想过,“不仅富人要求私有财产所有权受到保护,穷人的私有财产更应当受到保护。富人的私有资产如果得不到保护,无非影响他们的投资积极性。穷人呢?他可能只有三五亩薄地,如果不能用法律予以保护的话,一逼就到生存线以下去了。”(1)

    更何况,中国的粮食问题,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提出《2030年:谁来养活中国?》的警告;袁隆平院士长期培育高产水稻,受到国内外的尊敬。而如今,却有这样一批败家子如此糟蹋良田,还自鸣得意。孰是孰非?!

    上述歪风如若盛行,必将丧失民心、动摇社会根基。故试呈一家之言,抛砖引玉,以期与志同者共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疫苗”。
   
    一、建立生态文明的社会价值观

    早在1876年,恩格斯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2)。

    经过111年的重复实践,直到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才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我国随后也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

    然而在实践中,许多人仍然把西方工业文明时代以损害自然环境、剥夺他人劳动为代价获取的、超越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承受能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为“现代化”的范本。

    在我们的眼前仍然重复演示着,“只要生产不局限于被压迫者的最必须的生活用品,统治者的利益就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3)

    有些城市的决策者也把目光局限在“获得利润”上。他们认为自己“首先遇到的难题往往是缺钱”、“城市本身也是国有资产”、“走经营城市之路城市建设就有 ‘摇钱树’”。其实,现在广为流行的所谓“城市经营”,并非表明许多城市的决策者下决心要做好城市的全面管理,与此相反,他们仅把注意力局限在如何想方设法更精明地使城市土地使用权商品化,以获得数额可观的、可以由他们任意挥霍的财政支配权。国有资产在流失,人民利益被扼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可以认为,城市土地是维护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延续发展,生产和生活正常运行的公共资源和基本保证。实践证明,在“城市经营”、“优化城市土地资源配置”的幌子下,任意拆迁,使城市公共资源私有化,严重侵犯了城市的整体利益和居民的正当权利,引发了许多本来不该发生的上访事件。由于有限的城市土地资源,妨碍了大手笔的“城市经营”,目前“撤县建市”、“并乡建区”已经成为进一步“优化城市土地资源配置” 的重要手段。

    各地大兴土木的势头说明,不少城市已经失去理智。寅吃卯粮,“挥金如土”,前任的“政绩”,后任的债务,少数人莺歌燕舞,多数人横眉怒对,长此以往,国复如何?

    恩格斯已经指出:“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4)

    显然,确实有不少人不能正确使用手中的行政权,既对“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不学无术,又对“比较远的社会影响”闭目塞听,既聋又瞎地穿梭于酒楼、餐桌之间,递烟、敬酒、吃遍国家明令保护的野生动物,毁自然,失民心,天怒人怨,实现着自取灭亡的权钱交易。

    眼前的现实使我们懂得,城市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是思想现代化。以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是世界观、价值观的根本转变。“软件”不升级,没有超越自我利害的坦荡胸怀,不抛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鸠山哲学”,昏昏然陶醉在“政绩梦”中,必将祸国殃民。

    我认为,要实现社会生态环境的公平公正,全社会都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为道德准则。然而,人类的自然性决定了我们永远离不开自然界持续提供的“乳汁”。没有自然生态的持续,就没有社会生态的持续。因此我曾提出:“社会生态是自然生态的子系统”(5);并提倡“善待自然、循环生产、适度消费和人人平等的处事之道和生活方式”(6)。我们不能带着唯我独尊的封建意识,循着西方早已过时的高生产、高消费、掠夺、奢侈、浪费的老路,走向灭亡。人类在局部上确实可以改造自然。然而,改造是相对的,依赖是绝对的。面对自然母亲,人类必须谦虚、谦虚、再谦虚!
   
    二、奠定城乡一体的社会生态观

    城市是在农业足以提供可以养活城市人口所需农产品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的。城乡的分离、分工和合作是城乡生产全面发展的需要,谁也离不开谁。不过,城市更离不开乡村。因为,倘若乡村没有城市的支援,还可维持原始的生活方式;城市若无乡村的支援,就根本没法生存下去。然而,农业生产方式的相对封闭和非农业生产方式的相对开放,在人们的脑海中逐步埋下了“城市中心论”的祸根。乡村变成了城市空气、水源、土地、食品、劳动力、原料、燃料等等的供应地和城市废物、废水、废气、剩余劳动力的消纳场。乡村对城市的贡献,保证了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导致城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差距愈来愈大。如今,高速发展的城市和严重滞后的乡村,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瓶颈。

    从1997年起,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幅呈持续下降趋势,直到2001年才有所回升(见下表)。

    农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长幅度

    然而,收入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定。首先,农民收入增速的回升,是在连续四年较大幅度下降基础上实现的,具有很大的恢复性和补偿性。其次,农民收入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粮食价格回升和畜牧产品生产的发展,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面临国际市场的挑战下,这两个增收因素是不稳定的(7)。

    由于城乡差距的扩大,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弃农外出打工,土地闲置。

    据农业部最新统计,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民已有9200万人。在乡镇企业的农民工总数为1.3亿(8)。

     农民工对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却往往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难以取得合法的务工身份;难以享有劳保待遇;工资低,时有拖欠;居住条件差,没有基本的环境卫生和医疗保障,在北方严寒的冬季没有取暖设施;今年春节前夕“铁路部门为返乡的民工提前售票。但在广州和深圳的一些售票点,买票的人被执勤人员喝令: ‘全部蹲下!’”(9)……此等不公,严重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和心理平衡。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率,然而,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GDP增长率)却呈下降趋势(如下表所示)。农民进城就业难,就可想而知了。
   
    我国年均GDP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统计(10)

    再加上,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以1992年为例,发达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都在5%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为 4.2%,最不发达国家平均为2.8%,而中国只有2.0%。近年来,我国加大了教育投入,但2001年也只达到3.19%。(11)

    教育经费不足与城市优先政策相结合,使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制并未在乡村地区真正落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就义务教育的投入作过专题研究,发现我国义务教育的投入78%左右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11%左右由省地负担,中央财政负担甚少。而有些地方乡镇财政十分紧张……已经无力负担,于是只好拖欠教师工资、滥集资、乱收费,问题重重。”(12)致使“全国4亿多青壮年农民中有近1/4是文盲和半文盲。滞留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劳动力以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者为主,转移这部分劳动力的难度较大。”(13)

    令人鼓舞的是,最近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也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全党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着眼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正确处理农民问题,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使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相适应……要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要把社会事业的发展重点放到农村,并动员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实行科教支农、文化支农和卫生支农,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14)

    显然,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需要各行各业抛弃长期习以为常的城市中心论,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生态观。

    大中城市应该积极促进农业的现代化;一方面,要鼓励有利于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有利于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农产品精加工企业向小城镇转移;另一方面,要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参与国际竞争,不与小城镇争利。

    小城镇要走出模仿大城市的怪圈,面向农业、服务农村。利用接近自然和乡村的天然优势,形成城乡一体、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新型城乡结构形态。发展成为接纳当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体,当地农产品集散、加工、储运的中心,引进外来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先进技术和人才以及教育和培训农民的根据地,在市场、信息、交通、科研和文化上与大中城市沟通的纽带,以及外来观光旅游者的接待服务总站。通过这些活动,逐步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使他们不致成为大农业企业中一个个势单力薄、孤独无援、根本没有发言权的“股民”,而是有觉悟、有组织、有文化的农业工人。

    这样的小城镇,将成为我国新城镇系统中璀璨的繁星,令大中城市居民向往的另一种生产、生活方式的新天地,向国内外提供优质特种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的基地,以及在全国市场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然,创建城乡一体的城镇体系,意味着历史的重大转折,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些,不面向三农的实际需要,却借此在小城镇建大楼、大广场,大马路、大花坛……想以“政绩工程”哗众取宠、中饱私囊的投机分子,必将害人害己,最终被人民抛弃。
   
    三、发扬艰苦奋斗的共同富裕观

    新中国是在艰苦奋斗中诞生、成长的。要实现共同富裕,仍需要继续发扬这一光荣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迅速发展。商潮的涌动,促使“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无情的竞争推进了社会结构的重组。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分化为所谓的“精英群体”和“大众群体”两部分。

    创造财富的打工者仅得温饱,从“国家主人”沦为“弱势群体”。混水摸鱼的投机者乘机暴富,从“无名小卒”跃居“引力中心”。于是商海外延,侵蚀到政府和事业单位,使一些人把广大人民赋予的行政权力和广大人民长期培养获得的知识技能一概收为己有,或明或暗、合法非法地参与市场交易和竞争,取得优势地位。语出惊人的媒体和雇佣文人,竭尽献媚之能事,给他们加上“儒商”、“知本家”、“精英”之类的桂冠。

    于是,有学者指出:“开放的过程是拉开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差距过程,同时也是拉平城乡中下层百姓差距的过程,当然也是城市贫困加大的过程……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精英群体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大众必须拥有权利。”(15)

    所谓“精英群体”,是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其素质参差不齐,并无明确界定,仅以名利为准,“成则为王”而已。其中有优秀的脑力劳动者、能干的决策者和企业管理者,他们一般忙于本职,并不在意别人加封的“桂冠”。也有不少靠依仗权势、自描脸谱、图虚名谋实利的各色“伪劣产品”。

    所谓“大众群体”,多数是勤奋、诚实的劳动者。其中有身怀绝技的高级蓝领,有才艺出众的民间艺人,也有品学兼优的知识分子。他们正直、谦虚,平等待人,同情弱者,安于清贫,勇于献身,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他们是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共同富裕的切实依据、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只是在官权、股权大于人权的氛围下,他们的价值不受尊重,他们的收入相对降低,他们的组织松散、瓦解,不得不忍辱负重,自谋生计,成为少有保障的弱势群体。残酷的现实使年轻人不愿“子承父业”。由于多年的后继无人,使我们这样一个继承了几千年文明历史和上百年现代工业发展的国家,出现了传统艺术断档、真才实学难觅、高级蓝领难求的尴尬局面。在国家的关键项目、关键岗位上,不得不重金聘请洋监理把关。就连一般家用电器的广告,也标榜采用洋技术、洋专家、洋设备、洋材料,以证明质量可靠。民族失去自信,生气勃勃的社会沃土“贫瘠”、“沙化”了。奈何!奈何!

    有学者勇敢而坦诚地指出:“20多年来,中国社会群体结构的演变具有明显的自发性,人们关注的是经济的增长,在有些人看来,经济政策甚至可以代替社会政策,可以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然而,这恰恰是政策考虑上的一个严重的误区。”(16)

    但是,也有人文过饰非。有的说:“今天的中国已消灭了阶级压迫,那么又何谈剥削呢?”(17)美妙动听的说唱,似乎忘记了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的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各种社会历史经济政治文化问题,必须应用生产力分析的方法……如果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主导的矛盾,那么应该说生产力分析才是本质的、第一位的。”(18)含混的哲理,肢解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不可分的联系,犯了哲学上的大忌。

    当然,学术见解可以继续争论。然而事实是:“截至2000年底,57%的资本掌握在私人手中……有30%左右的城市居民拥有近80%的居民金融资产,其中近一半又被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 2002年的“股市年报审出假账2000多亿元”(19);“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人在决策资本投向方面正沿着‘离制造业’的方向越走越远,最终有可能陷入产业空心化的泥沼……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离制造业’现象。中国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的2/3配置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只占1/4,其中制造业仅为1/6……表明劳动力配置并不是按照工业化的发展轨迹运行的。”(20)

    许多城市无心对症下药,却想另辟蹊径,不惜重金举办概念规划国际竞赛、新建市级行政中心、美化亮化市容等等,妄想用各种另有所图的措施,一石二鸟地平空诱发出一个财源滚滚的“中心商务区”(CBD)。殊不知中心商务区的前提条件是国家的金融实力和全国金融网络节点的合理布局。城市当局如此劳民伤财,除便于少数人混水摸鱼外,不仅于事无补,还会激化社会矛盾。

    一方面是“精英群体”沉湎于“黄粱美梦”,另一方面是“大众群体”终日为生计奔波。社会南辕北辙,不能同舟共济,何来艰苦奋斗、共同富裕!

     “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丢掉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就失去了本色,失掉了根基。”(21)

    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成果。那种促使劳心者与劳力者脱离,鼓励知识分子抛弃群众、自谋前程、任由权钱支配的舆论,不仅破坏了人民的团结,降低了公众的品德,也将严重阻碍社会的进步,把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寄希望于先富起来的人带领大众共同富裕,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所以先富,就是因为见利忘义。

    只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亲密无间地联合起来,最终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永远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本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想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四、铲除封建余毒实现人民民主

    自1888年7月《国际歌》首次演唱以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就一直在全世界传唱,播下了种子,打开了无数人的心扉。

    即使在深埋着数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中国,这些种子也早已萌动。因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决定了依靠人民群众,奋发自救。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证明,力量的对比在民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然而,我们也不可低估封建余毒影响。新中国建国已经五十多年,今年也是我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第50年,封建余毒仍然是笼罩我们的主要阴影,这是我满腔热情参加工作之初根本想象不到的。

    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子女、老师对学生、上级对下级、官民之间、男女之间、长幼之间、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地域之间、城乡之间……都或明或暗地表现出尊卑贵贱之分,“尊贵者”总想独断,“卑贱者”总该屈从。任何场合都会出现严格的座次排序,大大小小的领导都自诩“正确领导”,不容媒体监督。堂会式演出的豪华宴会,点头哈腰的“文明服务”,甚至在学术活动、民间团体和同学会中都难免不散发官场的陈腐气,似乎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就是怠慢、无礼。那种在心灵深处自幼培养起来的规矩、方圆,已经构成一种束缚思想健康发展的潜意识,随时自觉不自觉地指导着方方面面。

    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总见“长官意志”高于民情和自然规律,城市利益高于乡村利益,“形象工程”先于“民心工程”,政府办公楼盛气凌人,市政经营欺行霸市。城市规模越大越好大、城市圈地越多越好、大树进城、公地私用、富人优先、汽车优先……愈演愈烈,即使打着环境保护的旗号,也明显表现出损人利己、惟我独尊的意图。这些都使人隐约感受到,有一种封建资本主义的“妖孽”在作祟。

    吴良镛院士在第三次江苏科技论坛上指出: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诸侯经济” ……导致盲目竞争等种种问题……要发展区域经济,提高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在规划上,就是要打破“诸侯规划”(22)。

    正因如此,有学者指出:“每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在头脑中清楚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要坚决破除‘官本位’意识,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23)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铲除封建余毒,实现人民民主势在必行。与此同时,规划师也应该跳出自我封闭的“安乐窝”,深入社会,心系人民、坚持原则,敢于直言。

    只有广大劳动者真正获得了民主,各级决策者和参与决策者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4),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才可能彻底实现。

    到那时,满怀希望的全国人民必将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高唱:“团结起来到明天”,平等自由地享受着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25)的欢乐。
   
    注释:
    (1)朱学勤:政改是实现公平的正确路径,《南方周末》2003年1月1日。
    (2)(3)(4)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三卷,1972。
    (5) 金经元:《面向“三农”——我国城镇发展的历史使命》,《城市管理》2003年第1期。
    (6)金经元:《规划师的“奶酪”与伦理》,《规划师》2002年第7期。
    (7)许经勇:现阶段农民增收靠什么,《光明日报》2002年4月9日。
    (8)原载《华声报》2002年12月20日,引自《报刊文摘》2002年12月25-28日。
    (9)束学山:春运买票,民工为什么必须蹲下?,《中国青年报》2003年1月24日。
    (10) 1980-1995年数字引自李培林:21世纪的挑战:中国就业市场的形成和劳动关系的变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页,2002年1月14日;
    1996-2000年数字引自胡鞍钢: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在中国打响,原载《中国青年报》2002年9月17日,引自《工人日报》2002年9月26日。
    (11) 中国教育亟须加大投入,《南方周末》2003年1月1日。
    (12) 义务教育投入体制需要改革,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7月1日,引自《报刊文摘》2000年7月6日。
    (13) 李景国:中国百姓蓝皮书10——城市化,《北京青年报》2002年9月2日。
    (14) 《人民日报》2003年1月9日。
    (15) 康晓光:精英群体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南方周末》2003年1月1日。
    (16) 陆学艺:需要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南方周末》2003年1月1日。
    (17) 汤安中:剥削是一个政治范畴,原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1月9日,引自《报刊文摘》2003年1月15日。
    (18) 何祚庥:学会应用生产力分析的方法,《科学时报》2002年12月17日。
    (19) 《中国青年报》2003年1月16日。
    (20) 樊纲:警惕中国产业空心化,《市场报》2003年1月8日。
    (21)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人民日报》2003年1月3日。
    (22) 中国城市化要打破“诸侯规划”,《科学时报》2003年1月20日。
    (23) 吴玉良、李永忠: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光明日报》2003年1月14日。
    (24) 同(21)
    (25)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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